從法庫走向世界 我的翻譯、外交官、記者之路

發布時間:2011-01-11       瀏覽次數:2898       文章來源:博雅翻譯




作者代表國家漢辦向科威特大學贈送漢語教材



  石岳文

  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沈陽這方水土,曾哺育了無數優秀兒女——他們闖蕩世界,面向四方,將聰明才智奉獻于國際國內的各行各業各個領域。他們是誰?他們有著怎樣的經歷?又有著怎樣的精彩?——在新的一年里,本報特推出專版《闖世界的沈陽人》,在此,您將聽到這些沈陽兒女,是如何舍棄安逸,走出家門,尋求知識,尋求發展;您將在他們的故事中,領略他們為著那份青春的夢想,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別樣情懷。

  在籌辦本版過程中,我們得到市政協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由市政協征集,沈陽出版社出版的《闖世界的沈陽人》一書中的精彩篇章,也將陸續刊出。

  遇到孩子,人們常常要問的話是,你長大了想干什么。我記不得有誰問過我這些,但我卻清晰地記得,我小時候最想干的就是長大了要當記者、做翻譯,后來,又多了一個念頭,就是還想當外交官。

  于是,從那時候起,我就暗自拼命地往這三個目標上奔,想不到這三個愿望,我都實現了。直到今天,我還在做著外交官,還在當著翻譯,還在給報社寫著稿子。工作了快20年,我在海外呆了十四五年,走了世界上三四十個國家,給國務院李嵐清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許嘉璐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孫家正副主席當過翻譯,給《中國文化報》、《環球時報》、新華社等媒體做了10年兼職記者,寫了幾十萬字新聞稿子,還曾在天津的《新報》開辟過專欄,一路走來,有許多感慨。

  崎嶇的求學之旅

  學無止境。直到今天,我還在求學的路上苦苦掙扎。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在拼命地為考研做準備,甚至我在陪同局領導海外出訪途中,坐在飛機上、泡在酒店里還在復習政治練習英語。但今年的此刻我已經坐在北京語言大學碩士研究生的課堂上課了。

  我是遼寧法庫人,出生在遼河岸邊的三面船鎮小桑林子村,這是個回民聚居村。母親在我五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是跟著爺爺奶奶爸爸和妹妹一起生活的。在我離開老家到沈陽讀書前的大多數時間里,早飯晚飯都是爺爺給我做的。不管天寒地凍還是酷暑難耐的日子,每天早上,我起來后的第一眼總是看到爺爺在外屋北面的灶臺口,架著小鍋給我做雞蛋湯、烙苞米面餅子,等我吃完還要給我裝飯盒帶中午飯。爺爺彎著老腰,蹲在爐子前不停地吹火、眼睛嗆得直流淚的鏡頭永遠清晰地印在我腦海里。

  1982年,我考入了剛剛成立的沈陽伊斯蘭教經學院,開始學習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知識。我喜歡外語,于是就格外地在外語方面下工夫。同時,我也一直沒忘記日本語的學習。記得從念初中開始,早起上學前和晚上入睡前都要趴在半導體前跟著遼寧人民廣播電臺聽講座。但當我開始專業學習阿拉伯語后,日語就變成了二外了。

  1986年我考入北京的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在北京讀本科的四年,是我奠定人生坐標的關鍵時期。我永遠忘不了那些給予我知識力量的老師們,他們使我在知識的海洋里如魚得水,眼界大開。遺憾的是,我畢業時本來想考北大東語系仲躋昆老師的研究生,但最后因不忍心放棄做外交官的機會,還是直接考入了文化部外聯局。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機場迎接胡主席來訪

  我當翻譯

  我在文化部工作了20年,但真正在部里工作卻沒幾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國外度過的。這期間,我先后在蘇丹、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摩洛哥和科威特七個國家陸續工作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奧運會前我才從科威特調回國內。在國外期間,當翻譯一直是我最基本的一項工作。說起我當翻譯的這些年,真是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回憶了。

  記得我第一次當翻譯,應該是1990年春天進文化部口語考試的那天,考官就是我后來的同事,也是處領導王貴發參贊。由于是決定命運的考試,那天我非常緊張,在候考時就直心跳,以至于主考官讓我口譯“我們在對外工作中的原則是要堅持無產階級路線”這句話時,我一張口就說成“堅持資產階級路線”,因為我沒學過“無產階級路線”這個阿拉伯語單詞,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詞當時經常說,于是,一緊張順口就溜出來了。我沒感覺,但另一位主考趙處長卻聽得清楚,連忙反問了我一句,什么是“布里加挖子亞”(“資產階級”的阿拉伯語音譯),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整個給整擰了。馬上改吧,雖然我沒學過阿拉伯語的“無產階級”這個詞,但我日語會講,日語里的“無產階級”本身就是外來語,我想阿拉伯語也應該如此,于是就蒙著翻,結果完全正確,我晃晃悠悠地過了一大關。我后怕,這也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要是在“文革”期間,這么一個錯,我別說進國家機關,說不準大牢都得坐幾年。

  1991年春節,我畢業后到文化部工作了剛半年就被派遣到蘇丹,任中國援蘇雜技教練組翻譯。記得剛到喀土穆的當天就出去會談,第一次真正地走出國門,第一次真正面對面地跟一幫老外,用他們的方言對話,說不緊張那是瞎掰。當時,我幾乎聽不懂他們說的是什么語言,我反復要求他們跟我說他們的“普通話”,但就是他們的“普通話”,語速、語音也沒法讓我的腦子跟得上,好在是陪我們的教練員,要不非暈在現場不可。

  回到駐地后,為了過語言關,我開始強迫自己每天看新聞,聽廣播,還不斷地找當地人閑侃。為了適應阿拉伯語語速快的特點,我每周專門注意收聽當地電臺的足球解說,從一開始的隊員人名,到兩支球隊的名字,再到兩國國家的名字,再到射門、帶球、長傳、進球、幾比幾,不到半年,我就能把這些基本的解說都聽下來了。我在蘇丹工作到半年左右,在一次收聽到戈爾巴喬夫在黑海被軟禁后又被釋放的新聞后,我馬上打開短波收音機,收聽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中文新聞比對,驚奇地發現,內容幾乎完全一致,這時我發現我的口語已經真正地實現了一次飛躍。接下來的,也就是一般事物性翻譯,基本上已經不在話下。

  1991年底,完成了在蘇丹的翻譯任務后,國內一紙調令,我被直接調往開羅,在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工作,一干就是3年。這是我從事翻譯工作最繁忙也是最重要的時期,先后為北京市前副市長張百發、文化部前常務副部長高占祥當過訪埃現場翻譯,還為中央電視臺前臺長楊偉光,電影演員徐松子、王馥麗、作家霍達、導演謝晉等訪埃擔任過記者招待會翻譯。而我第一次出任高級翻譯,則是給當時的埃及新聞部長,如今是埃及議長的謝里夫。那是他會見到訪的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前署長于友先。那次,因為有當時的駐埃及大使楊福昌在場,所以上場前我非常緊張,怕完不成任務,因為楊大使是我國阿拉伯語翻譯界的絕對高手,畢業于開羅大學,經常給毛主席、周總理當翻譯,當大使前又是副外長,可謂官大才高,見過太多大世面。所以,在他面前,我害怕。可大使鼓勵我說:“沒關系,有我在,不會怎么樣的。聽不懂,我給你補上”。結果老外的第一句話由于一個單詞沒聽懂,讓我全句都沒翻上來,還是楊大使給我救了場,好在接下來我沒出什么紕漏。

  常常有年輕人問我如何學好外語,如何當好翻譯,我的經驗是,學外語一定要多實踐,多講多聽,至于當翻譯不僅要掌握大量的語匯,還要表現靈活。因為你水平再高,也有卡殼的時候,關鍵看你怎么處理。2000年春,我在人民大會堂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當翻譯時就卡了殼。一般來講,領導人會見外賓事先都要看下面提供的會談參考,行話叫“談參”。可領導人各有各的風格,比如許嘉璐副委員長那天接見當時的伊拉克文化新聞部長時就沒有完全按照我們提供的“談參”講,他在會談中談到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時,突然舉例說,深圳華為公司生產的手機芯片就是中國自主知識產權品牌。他隨便一說,卻慌了我,我沒準備,就犯難了,因為手機一詞我會翻,但芯片一詞太專業,阿拉伯語里根本沒有,是新詞,我不知道該怎么翻譯,但又不能卡住不翻譯,于是腦子一動,就解釋性地翻譯為“深圳華為公司生產的手機核心部件”,外賓當時也聽個半懂,就沒多問。后來會見結束后,外賓在車里問我說“你說的核心部件是什么”,我就再次跟他解釋,并請我的英文同事告訴了他英文譯法,他聽后恍然脫口而出,就是“舍拉一哈”(羊肉片),原來阿拉伯語稱芯片就是羊肉片的片,但芯片確實就是手機的核心部件,我的翻譯沒錯,伊拉克這個部長當即夸我腦子靈。
我做外交官

  從1993年我在埃及工作期間正式換發外交護照至今,我已在6個阿拉伯國家的大使館常駐,從當年的吳外長、錢外長到李外長再到現在的楊外長,我一直在這些外交部長的領導下供職,曾多次當面聆聽他們的指示,陪伴他們在國外訪問,學習了不少外事經驗。我是文化部的人,在使館的文化參贊處工作,干的是文化外交,文化交流。

  后來,我又陸續地被派遣到駐摩洛哥、科威特使館工作,其間在摩洛哥作為首長聯絡員接待過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等國內許多領導。

  在我臨離開科威特前,科威特國家文委為表彰我為兩國文化交流工作做出的突出貢獻,特地舉行盛大招待會,為我頒發了文化交流貢獻獎。我還曾被專門派往我駐埃及大使館臨時工作,協助接待溫家寶總理訪問埃及視察開羅中國文化中心的工作,近距離地領略了溫總理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隨后我還專門應約寫了一篇溫總理視察開羅中國文化中心的側記,發在《中國文化報》頭版頭條,記述總理的風采。

  我當記者

  我當記者的事兒,說來話可真長。我從小就喜歡寫新聞。記得第一次寫新聞是在小學五年級時,寫了一篇《王大個子樂了》的通訊,讓當時的大隊蓋了個章,寄出去,發表在《鐵嶺日報》上。后來,我在沈陽念書時又經常給《沈陽日報》、《沈陽晚報》和遼寧人民廣播電臺寫短消息,也寫一些人物專訪。我還記得,收到過一份稿費,僅有一塊錢,我一直不好意思去取,至今這個匯款單還保留在我的家里,已經成了我在沈陽讀書時最好的紀念。到北京后,寫得就更多了,給各類報紙、電臺、雜志寫,我甚至還給《足球報》當了好幾年特約記者。像馬德興、金炎、李響等一批足壇大腕記者都跟我有過愉快的合作。在給《中國文化報》做特約記者的過程中,我在約旦工作期間寫過一篇《杜月笙之女要回家看看》的稿子,見報后引起不小的轟動,國內《作家文摘》、上海《文匯報》等好幾十家報刊爭相轉載,后來報社又約我寫續篇,我就又寫了《回家的感覺真好》,稿子發表后,同樣引起國內媒體的大量轉載,杜美如夫婦看到報道后非常高興,好幾次請我到他們在約旦開的飯館吃飯,致謝。

  2001年1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訪問約旦,我參與接待工作,我主要與隨行記者組在一起工作,其間,有幸結識了《環球時報》的記者安國章老師,他一再鼓勵我給《環球時報》寫點東西。不久,阿盟首腦會議在安曼召開,卡扎菲也來了,于是我天天注意他的新聞,最后寫了一篇《卡扎菲掐了電視隨便說》的文章給安老師。很快《環球時報》整版刊出了,據說反響不錯。我得到鼓勵,從此便一發不可收。其間,有一篇叫《約旦國王經常微服私訪》的稿子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寫這篇稿子時,收集了大量資料,包括阿卜杜拉國王自己的談話,但我還覺得不夠,就專門找安曼市文化局局長進行專訪,因為我知道他是約旦著名作家,還跟國王有私交。他告訴了我許多關于國王的故事。后來,我還找到我的朋友、阿卜杜拉國王的堂妹拉赫曼公主了解情況,在材料豐富翔實后我才動筆,最后寫出了人們看到的這篇文章。文章見報后,阿卜杜拉局長很高興,特地讓我把樣報和譯文送給他,并由他轉送給國王本人。后來這篇稿子被國內許多報刊轉摘。2002年,我是國內平面媒體惟一一個駐伊拉克的特約記者,我發回的60多篇深度報道,占據了《環球時報》頭版等許多重要版面,隨后又被眾多的國內媒體轉載。國內一些知道內幕的朋友看到見報稿子后,都說我客觀地寫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東西,許多是第一手資料,很難得。

  親歷中國在世人眼中的變化

  有一點我不得不說,無論當記者還是做外交乃至做翻譯,在海外這十多年,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我們國家發生的變化,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

  記得1991年春節剛過,踏著瑞雪我從沈陽趕回北京機場,第一次走出國門來到燈紅酒綠的巴黎時,感覺什么都新鮮,好像進入了天堂一樣。可就在不久前,當我第11次出差路過巴黎時,我感覺巴黎跟北京好像已經沒什么距離了。而且,巴黎的機場、巴黎的地鐵、巴黎街頭的汽車甚至還沒有北京的新。當年,我們在海外曾去跳蚤市場買些便宜貨,現在找我錢請我去都不去,當年外國人見到我總問,你是日本人,韓國人,最后才說中國人,現在反過來了,先問你是中國人,然后才是日本人、韓國人。“9·11”前夕,我去美國度假,還專門跑到華盛頓給即將降生的石公子買了一箱子的尿不濕扛回北京,現在想起來實在可笑。如今見到的情景是,不管是接待來訪的高官還是普通游客,離境時都大包小裹地把中國貨帶回去。不久前,我在《今日中國》阿拉伯文版雜志上發了一篇“科威特人看中國眼光在變”的稿子,這是我在海外最真實的感受與描述——

  ……近幾年,科威特人越來越喜歡到中國來,越來越喜歡跟中國人交往,尤其是我們沈陽人——沈陽遠大集團最近還蓋了科威特最高的大樓。

  科威特第一大報《祖國報》的老板哈里發·阿里對我說,他原來一直以為中國很落后,可2006年到上海訪問后,他驚奇地發現,上海簡直就是東方紐約,到處是奧迪和寶馬。親眼目睹了中國的變化,改變了他對中國的看法。

  科威特國家跳水隊、國家乒乓球隊、阿拉伯俱樂部武術隊員,每年都要到中國集訓一個月。隊員們說,中國除了在這些領域水平高外,設施也先進、氣候宜人、價格合理。

  如今科威特人在購買家具、裝修材料、運動員服裝、訓練器材等時,很多人選擇親自到廣州采購,然后用集裝箱運回。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日前帶我參觀了他的新別墅。一進門,他就興奮地告訴我,房內所有的裝飾材料都是在廣州訂做的。據我所知,新建海灣科技大學教學大樓,所有辦公設備也都是從廣州購買的。

  近些年來,科威特很多中小學都在舉辦介紹世界的課外活動。記者粗略統計,僅僅2008年一個春季,舉辦“中國日”的科威特學校有二三十所……

  2008年3月12日,位于科威特城市中心的白楊雙語學校就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中國日”活動,校長專門邀請我作為使館的文化專員參加。在由大紅燈籠、五星紅旗和紅絲綢等裝點起來的大廳里,該校一年級全體同學身著唐裝和旗袍,伴著中國音樂,分班級表演了舞龍、扇子舞、“好一朵茉莉花”、“我們的祖國是花園”等節目,還根據中國童話故事表演了兒童劇。為準備節目,該校為學生舉辦了中國知識講座,還專門為每個同學訂做了中式服裝。每個同學都學會了漢語“你好”、“恭喜發財”、“謝謝”、“再見”以及從1到10十個阿拉伯數字的中文發音和中式手勢。小學生們關于中國知識的各種作業也被張貼展覽,同學們自己制作的各種中國飾品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為突出中國文化特征,連餐廳服務員都專門穿上唐裝,甚至每塊小蛋糕上都印上了中國國旗。這些場景讓應邀觀摩活動的我感動得眼眶濕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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